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，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支持的。早在1925年3月东征军占领汕头之后，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就开始筹划北伐问题。9月，加伦在《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》中，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，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，并拟定了军事部署。1926年1月，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期间的演说中也强调向北发展的必要性。2月中旬，鲍罗廷在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，更明确地指出北伐已“刻不容缓”，并赋予北伐与孙中山的“纯军事讨伐”不同的革命内涵，认为北伐必须与群众革命运动，特别是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相联系，因此要有明确的要求和纲领。布勃诺夫在研究中国情况后同样认为，“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”，并且强调“想不‘牵涉’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，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”。

1926年2月21日至24日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。会议的中心是解决“五卅”运动以后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。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，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，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战争。北伐的政纲，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，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、湖北、河南等地的群众工作，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，以便接应北伐军，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。会议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，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胜利。会议通过《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》、《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》等决议。 党的各级组织对举行北伐十分拥护，并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，积极发展工农运动，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。到1926年5月初，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；农民协会组织遍及10余省，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。5月上中旬，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。出席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个县选出的200多名代表外，还有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福建、江西、河南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山西、贵州等省的代表，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。两个大会一致认为，巩固和扩大工农组织，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，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，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，是当前的主要任务。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，要求从速出师北伐，打倒军阀，统一中国，并表示工农誓作国民政府的后盾。
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、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，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》等文件。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，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，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。这是一个进步。但是，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，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。

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，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，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，强调“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，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”。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，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“左”的两种错误倾向，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，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，会“使革命运动流产”。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，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，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，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，而忽略了军事问题。

这次会议通过的《军事运动议决案》认为，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“参加”一些工作，只是“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”，助长“进步的军事势力”，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，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。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，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刚兴起的“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‘左’倾的毛病，或提出口号过高，或行动过左”，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。

备注：
本文资料来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